1843年以后到1864年，二十来年间，上海实际上有过两次开放。第一次开放，即开埠通商，设立租界；第二次开放，即1853年以后租界向华人开放，华洋混处，上海城市重心北移，范围扩大。然而第二次开放源于一次意外事件——小刀会起义，该事件导致的结果决定了上海城市内部的结构，影响了上海在整个中国的特别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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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刀会起义促使华洋混处

1853年9月，受太平天国影响，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。小刀会成员占领了县城，杀死了知县，俘虏了道台，后来又把他放了。清政府立即组织力量镇压。在随后的十七个月中，起义军与清军反复较量，胜负互见。1855年2月17日，起义军全军覆没。十七个月中，大战不断，小战无数，炮轰、雷爆、枪杀、刀砍，城破人亡。战争爆发以前，县城有三十多万人，到小刀会起义失败以后，还有不到三万人，绝大部分是逃难出去了，但死亡的绝不会是一个很小的数字。

小刀会起义以前，上海的华洋两个世界，分得相当清楚。不但区域上一南一北，而且居民也是华洋分居。起义爆发以后，大批华人涌入租界。至1854年初，租界已有两万多华人。对此，英国领事、租界当局起初都持反对态度，因为这会给管理带来极大的不便，难民乱搭棚屋，对市政管理、城市卫生，都造成很大麻烦。但是，外国商人欢迎这样的局面，因为，这么一来，商业繁荣，房地产生意也大有可为。几个月时间里，租界里便已建造成供华人居住的房屋800所。租界由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居。这时候，上海地方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，自顾不暇，自然以为无法阻止居民涌入租界。

华洋杂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，既不是出于租界当局的原意，也不是上海地方政府所乐意见到的。在华洋杂处的开始阶段，上海地方政府还试图继续管辖租界华人。1853年11月，吴健彰曾致函阿礼国，要求英国领事馆编造一个名册，载明在领事馆及租界商业机构的译员、买办和仆佣等人的姓名、年龄、住址等情况，以便将来查考，结果遭到拒绝。1855年2月24日，清政府恢复对上海县城统治之下以后，上海道又公布《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》，对居住在租界内的华人作了许多规定，企图恢复实行对租界内华人管辖权。租界当局对此不予合作，上海道台也无法执行登记、具结等规定，只好不了了之。

城市一体化进程加速

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，太平军在攻克苏州、杭州等江浙重要城市以后，先后三次进攻上海，都未能攻进上海县城，最后在清军与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“洋枪队”的联合镇压下失败。

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，刺激了上海华界与租界城市一体化进程。自租界实行华洋杂处以后，华人便成为租界居民的主体，华人绅商在租界的利益日渐加大。至于租界的洋商，其商业伙伴本来就多为华商，彼此有许多共同利益；此外，租界西人与华界有多方面联系，单传教士在华界所设的教堂便有多座。基于在上海城市的共同利益，外国殖民主义者与华人官僚绅商结成了反对太平军的同盟。人的各种需求中，安全是最根本、最重要、也是第一位的需求。1860年以后，安全是上海城市集聚的最重要因素。中国最富庶区域江南的人口、人才、财富，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与速度集聚到上海。

所以总的来看，在第二次开放中，上海居民遭遇突如其来的战乱，自发突破华洋分处的藩篱，使得租界成为华洋混处的共同空间。这是当时国际、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作用的结果，不是清政府或外国政府，不是上海地方当局或租界当局事先设计出来的。

作者：熊月之

（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，上海江南书院院长，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，上海文史馆研究馆员，曾任复旦大学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史学会副会长）

来源：学习强国

原标题：《【讲好上海故事】上海开埠初期的意外事与意外结果》